我现在认识的黄伯，在1957年的时候不叫黄伯，叫兴哥。
1949年新中国刚解放十几岁的他就去了香港，在香港做机床工做了十几年，到了结婚年龄后，听说广州教育对孩子好，就从香港回到大陆娶妻生子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在广州三元里一家工厂做熟练车床工，一个月七十多元，分配粮食三十斤，妻子二十八斤，儿子7斤，根本不够吃。天天开会学政治，孩子也谈不上好教育。
黄伯现在将近90岁，躺在士嘉堡总医院的病床上，他太太跟我回忆他们坎坷但值得回忆的过去。
1962年，广州生活实在不容易，黄生就返回香港打工，太太去不了香港，仍然在广州挨饿。
黄太动感情地说，当时厂里的工友告诉她，兴哥现在好了，回去香港，不用挨饿了，兴哥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经常饿得昏倒在机床上，因为他不舍得吃自己那份粮食，因为两个儿子很能吃，要干重活的他总是宁愿自己不吃，也要留给孩子吃。
在广州每天带着两个儿子，守在派出所，对负责办理去港澳的干部厚脸皮死缠烂打，终于磨到去澳门的机会，虽然申请不到去香港，但总算是逃离广州了。
去澳门住了一个月，终于找到偷渡蛇头，在晚上上船，这是一艘火力船，在漆黑茫茫大海里漂泊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到达香港。
1949年新中国刚解放十几岁的他就去了香港，在香港做机床工做了十几年，到了结婚年龄后，听说广州教育对孩子好，就从香港回到大陆娶妻生子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在广州三元里一家工厂做熟练车床工，一个月七十多元，分配粮食三十斤，妻子二十八斤，儿子7斤，根本不够吃。天天开会学政治，孩子也谈不上好教育。
黄伯现在将近90岁，躺在士嘉堡总医院的病床上，他太太跟我回忆他们坎坷但值得回忆的过去。
1962年，广州生活实在不容易，黄生就返回香港打工，太太去不了香港，仍然在广州挨饿。
黄太动感情地说，当时厂里的工友告诉她，兴哥现在好了，回去香港，不用挨饿了，兴哥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经常饿得昏倒在机床上，因为他不舍得吃自己那份粮食，因为两个儿子很能吃，要干重活的他总是宁愿自己不吃，也要留给孩子吃。
在广州每天带着两个儿子，守在派出所，对负责办理去港澳的干部厚脸皮死缠烂打，终于磨到去澳门的机会，虽然申请不到去香港，但总算是逃离广州了。
去澳门住了一个月，终于找到偷渡蛇头，在晚上上船，这是一艘火力船，在漆黑茫茫大海里漂泊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到达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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