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新中国刚解放十几岁的他就去了香港,在香港做机床工做了十几年,到了结婚年龄后,听说广州教育对孩子好,就从香港回到大陆娶妻生子,生了两个儿子,在广州三元里一家工厂做熟练车床工,一个月七十多元,分配粮食三十斤,妻子二十八斤,儿子7斤,根本不够吃。天天开会学政治,孩子也谈不上好教育。
黄伯现在将近90岁,躺在士嘉堡总医院的病床上,他太太跟我回忆他们坎坷但值得回忆的过去。
1962年,广州生活实在不容易,黄生就返回香港打工,太太去不了香港,仍然在广州挨饿。
黄太动感情地说,当时厂里的工友告诉她,兴哥现在好了,回去香港,不用挨饿了,兴哥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经常饿得昏倒在机床上,因为他不舍得吃自己那份粮食,因为两个儿子很能吃,要干重活的他总是宁愿自己不吃,也要留给孩子吃。
在广州每天带着两个儿子,守在派出所,对负责办理去港澳的干部厚脸皮死缠烂打,终于磨到去澳门的机会,虽然申请不到去香港,但总算是逃离广州了。
去澳门住了一个月,终于找到偷渡蛇头,在晚上上船,这是一艘火力船,在漆黑茫茫大海里漂泊了一个晚上,终于到达香港。